当下的主体性：青少年所处的位置

——网络时代精神分析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发展

青春期是一场分离的功课

青春期从不是简单的“长大”，而是一个必须重新安放自己的阶段：青少年要哀悼童年期的身体、作为孩子的身份，以及心中那个被理想化的父母形象，同时还要在家庭之外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恋对象。父母常常痛苦地问，为什么孩子总想关门？在精神分析看来，关门并不是对父母的拒绝，而是青少年在为自己建立一个私密空间，这是主体性得以生长的前提——父母需要学习的，是“陪伴而不侵入”。在中国，青少年的痛苦往往不以公开反叛的形式出现，而是转为更隐蔽的症状：学业困难、社交退缩、焦虑或躯体化。学业失败在这里不仅被体验为个人的挫败，更被体验为对整个家庭的辜负。

被崇拜的青春，与被消解的青年

我们这个时代对青春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尊老敬老仍是传统；另一方面，年轻人被抬高为爱欲、身体与梦想的象征，保持年轻的身体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律令——年轻人驱动市场，也被市场操控。成年人面对青少年与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常感到失控和被排斥，于是以保护为名，试图控制孩子的社交与网络联结。可青少年恰恰需要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去发展独立性、智识与个人规划。媒体反复强调聊天室的肤浅与虚无，却很少提及：年轻人也会在社交网络上交换诗歌、彼此扶持、分享哲学观点。于是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出现了——把青年“吞掉”，把他们变成消费对象与崇拜对象。青春被呈现为美丽、纤瘦、成功，却只剩下一具空洞外壳；仍然保持质疑与追问的年轻人，反而不得不另寻创造性的路径。

屏幕：一扇敞开的门

Diana教授指出，任何一块投射影像的屏幕，都可能经由联想通向那块幻觉般、梦境般的屏幕——它试图通过重新寻回一个失落的客体来满足愿望，而人类自童年起就在寻找这一客体：全能的母亲。在虚拟现实中，理想可以无风险地呈现，主体却悄然退去、隐藏起来，躲到客体背后，与之同化，把它当作盾牌。正因如此，这些关系往往带有肤浅的性质，即使在谈论最亲密的话题时也是如此。她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电脑即便置于家中，也如同一扇敞开的门；教育比禁止更现实，也更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和能力。

成瘾：从自由与反叛，到受制与臣服

成瘾，是对某种物质或活动的狂热依附。它仿佛承诺带来绝对满足、缓解紧张，并消除焦虑、空虚或孤独；随之而来的，是责任与目标被推迟，社会与家庭纽带逐渐减弱。在成瘾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初作为自由与反叛之举的行为，最终转变为受制与臣服——那个曾带来即刻而神奇慰藉的客体，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法摆脱的暴君。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当代青少年与屏幕的关系：网络平台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收集信息，并利用青少年的轻信——他们总想象自己的愿望能够成为现实，并把赌注压在这份希望上；以自由为名，青少年被市场利用，最终成为消费对象。

欲望不应被实现：我们时代的恐惧症

Diana教授重申了弗洛伊德的重要观点：欲望应当被表达，却不必被实现。人会从那种一旦实现就会抹去其主体性的欲望邀约面前退缩。人类既渴望又畏惧幻想的实现，这种“欲望似乎都可以实现的自由”会悖论性地唤起恐惧，并引向恐惧症性的反应。以症状的方式试图重新建立限制，设置一种禁令来阻挡享乐的压力，也会出现惊恐发作。如今客体已经触手可及，主体却悄然退去并隐藏起来：化身为某个角色，在网络空间部署一个虚拟身份，同时让自己留在安全的位置。

当代中国的青春期

Diana教授指出，中国青少年的冲突较少以公开反抗父母的形式表达，而更多表现为学业困难、社交退缩、焦虑或心身症状；成功的压力可能使许多青少年将自我认同的相当部分建立在学业成就之上，学业失败不仅被体验为个人的挫败，也会被视为对家庭的辜负。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持续存在张力：一方面，儒家理想如尊重权威、孝道责任与勤勉等仍具影响力；另一方面，青少年正通过互联网与全球文化，越来越多地接触自主性与个体化的理想。许多中国临床工作者将当代青春期描述为：在不完全切断与家庭牢固纽带的情况下寻找个人身份认同。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看，基本的临床结构与弗洛伊德或拉康所描述的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冲突被表达和修通的方式——这反映了文化、家庭组织与更广阔社会背景的影响。

与青少年和父母同时工作

下半场的案例分享环节，我中心资深心理咨询师张莹波老师分享了一例青少年临床案例。案例呈现了一位青少年在家庭期待、学业压力与网络关系之间的复杂处境，引发了学员对“能坚持上学”与“找到自己的位置”之间张力的深入讨论。

咨询中，父母常常说孩子“变了”“不听话了”，希望分析师把孩子变得顺从。Diana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既要和孩子工作，也要和父母工作。我们不需要和父母争论，而是邀请他们反思——青少年质疑先前接受的事情，是因为他正在成长，这种成长应当被接纳。当青少年失去活力、厌学、对生活没有兴趣，这可能正是被攻击的一种表现：他们想被倾听，却没有被听到。她引导大家将目光从症状转向家庭结构：孩子的症状，也是家庭问题的症状；在缺乏情感连接的家庭环境中，症状往往成为个体寻求存在感的唯一方式。分析师的工作不是“修复”孩子，也不是简单地让她适应社会，而是理解她作为主体，正在经历什么。青少年的问题不只是个体表现出的症状，更是家庭关系、时代背景与主体成长困境的交汇。

分离之痛与稳定陪伴

黄建军博士分享：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一场艰难的分离与分化，虽最终各自独立，但分离本身，对父母和孩子都是痛的。咨询师不是“帮”孩子找到方向，而是提供空间，让主体自己辨认欲望的方向。返校不是终点，真正的目标是帮助青少年在他人的期待与现实的局限中，找到自己的主体位置：这既需要咨询师继续倾听、澄清和诠释，也需要父母放下“即刻成功”的期待，接受孩子既有可能性也有局限。青春不是要被实现的理想，也不是要被消费的形象。青春是一个问题，一段分离，一种对未来的渴望。临床与教育的位置，不是急于给答案，而是陪伴却不侵入，听见问题却不急于消灭焦虑——因为焦虑之中，才可能长出欲望、问题和成长。成瘾给的是答案，而青春需要的是问题，以及一个能够听见这些问题的人。

本次工作坊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学同行通过线上平台同步参与。虽然隔着屏幕，线上同仁依然全程投入，这也恰好呼应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屏幕既是连接的桥梁，也可能成为隐匿的场域。而在这场工作坊中，屏幕成为了一种真实的联结方式：不同城市的同行因同一个问题相聚，因同一份对青少年心理工作的关切而彼此听见。

感谢Diana教授远道而来，带来这场关于青春期、家庭与主体成长的精彩工作坊。从青春期的分离功课，到屏幕中的隐匿主体；从成瘾的精神动力学，到“欲望不应被实现”的时代悖论——Diana教授以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与理论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理解当代青少年的深邃视角。

感谢杨蕴萍教授的全程参与与支持，感谢贾原老师精准而流畅的翻译，感谢每一位线上线下同仁的全情投入。是你们的在场、倾听与提问，让这场关于青春与主体性的对话得以真正发生。

北京华璨心理将继续致力于搭建专业交流平台，推动精神分析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深度对话。愿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继续为青少年保留一个可以提问的空间——不急于修复，不急于适应，而是陪伴他们，听见那些还没有被说出口的问题。